「信」與「偽」

漢字是中華文化的精髓，正如國學大師饒宗頤曾說：「漢字是中華民族的肌理骨幹，可以說是整個漢文化構成的因子，造成中華文化核心的是漢字。」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日、韓兩國，都曾以漢字為官方書寫文字。兩國近代都努力擺脫漢字，亦已經各自發展了一套成熟的拼音文字系統，並己廣泛使用，韓國人更是完全棄用了漢字，但另一方面，兩國對於漢字，仍是推崇備至，覺得漢字精深奧妙，具一字千鈞的震撼力。

拼音文字有「我手寫我口」、即讀音可直接轉文字的好處。文字是傳遞知識的工具，拼音文字有組織效率、簡單易學、跟母語發音結合，更利於學習和用於傳遞知識，而事實上很多古老像形文字體系，因為複雜難學而被漸漸淘汰。當遠古文明中很多非拼音的文字體系在歷史長河中慢慢湮沒時，漢字卻一枝獨秀，繼續被廣泛地使用和流傳，文字學家的研究，指出了下列的原因。

漢字雖然起源於「象形」，卻勝象形文字一籌，因為漢字在像形和指事的基礎上，又創造出的大量合體字，形成獨特的像形表意功能。漢字中亦有大量「形聲字」，含有「意音文字」的特點：既表音亦表意，承載了語音和意義的雙重信息。在初次接觸一個完全陌生的形聲字時，即使不能完全理解其意思及準確讀音，也能推敲其近似讀音和所屬的意義範疇，這是純表音文字不具備的特點。漢字的方塊性質，亦使它能夠在較小面積內，負載較多信息。寥寥數字，卻包含豐富內涵，正是漢字的特色。

另一方面，如饒宗頤教授指出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施行以文字控制語言的政策─「書同文」，致使語、文分離，文字不隨語言而變化。漢語方言眾多，各種方言的發音差異可以很大，程度可至互相不能溝通的地步，若採用拼音法書寫漢字，漢字勢必分化為拼法各不相同的文字，不利統一。而事實上，由於表意文字的表意功能並不依賴字的發音，它能用來代表多種方言，甚至語言，即使在口語上不通，也可用文字溝通。漢字可以起著一種超方言、甚至超語言的作用，因此更利用廣泛使用和流傳。而漢字結合書、畫藝術與文學上的形文、聲文的美，造成漢字集文字、文學、書法藝術的連鎖關係，並非單一以文字的角色流傳。

說起合體字，漢字中的「會意」字類，就是把兩個或以上的字組合成一個新字，表示一個新的意思，其中「信」字，就經常被採用作說明的經典例子。「人」、「言」為「信」，會聚這二字的意思，就表現出「信」的字義：「人所說的話就是誠實可靠」。古人尊重信用，說了的話就是一諾千金，可惜現今世人言而無信者，比比皆是，訂了合同簽了字，也可以反悔，相信口頭承諾的是傻瓜。

自1995年以來，日本頗具權威的漢字能力鑑定組織「日本漢字能力検定協会」，每年都要在年終歲尾之際，向日本全國徵集反映當年社會世態的「年度漢字」。以一個單音節的字來總結一年間發生的大事，大概只有漢字做得到，也許這就是日本人仍然推祟漢字的原因。今年12月12日下午2時，京都名剎清水寺舉行「年度漢字」揭曉儀式，寺院主持森清范大師神情凝重，在特大宣紙前面揮毫寫下一米見方的漢字草書「偽」字，因為在協會收到的90,816份意見中，「偽」字以1.65萬份高居榜首*。「我為這個字被選中而感到非常的羞恥和無比氣憤。為了個人利益而欺騙他人，真正是可悲的社會。」看著這象徵著零七年日本世態的巨大「偽」字，大師有這樣的慨嘆。

曾經以食品安全第一而自豪的日本，今年不斷發生不良食品風波。長年標榜用料講究、品質優秀的200年伊勢老字號「御福餅」，被揭發原來從豆沙餡摻糖到出廠日期，全部造假，欺騙消費者長達27年；同為伊勢兩大土產之一的「赤福」日式點心店，亦把賣剩的點心冷藏，重新包裝和更改生產日期再出售，亦持續了30年。以生產秋田草雞而著名的「比肉雞」，多年來以普通雞肉冒充；百年西式榚餅店「不二家」，亦用過期牛奶生產榚點；而港人喜愛的北海道名產「白色戀人」巧克力夾心餅，原來也一直在出售過期食品。大阪高級食品店「船場吉兆」造假最厲害，由兵庫縣名產「但馬牛肉」到「高砂鰻魚」等41種高級食品，都是假貨。日本國民對這些老字號食品廠家的職業道德淪喪，感到痛心疾首，長年對國內生產食品的信賴與自豪，亦毀於一旦。

除了食品安全外，日本政治人物謊報政治獻金及厚生勞動省管理年金不當等醜聞，亦是讓「偽」字脫穎而出的原因。這個「偽」字，包含了多少日本民眾的痛心失望和社會悲哀。

「偽」字本是形聲字，「人」是「形符」，表示關乎於人的行為或品性，而「為」只是「聲符」。但再次細看這個「偽」字，不禁想到，右邊那「為」字，其實是否也有了「行為」和「做」的意思？因為弄虛作假，似乎都成為現代人的「正常」行為了。

「人」、「言」不再是「信」，「人」、「為」卻成了真正的「偽」，是文字的吊詭，還是造字的古人的先見之明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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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「日本漢字能力検定協会」以「2007年今年の漢字は偽」為題的網頁文章：

　http://www.kanken.or.jp/kanji/kanji2007/kanji.html

　食品に偽:食肉、野菜、菓子、ファーストフードまで、産地や素材、賞味期限に多くの「偽」。
　政治も偽:年金記録、政治活動費、米艦への給油量にも「偽」が発覚し、国会答弁も「偽」。
　老舗にも偽:伝統ある土産品にも、名門の老舗料亭にも「偽」。

＜圖片轉貼自上述網頁＞

拿來主義 – 活用與硬搬(下)

日本人奉行「拿來主義」之餘，其實亦想擺脫漢字，但始終不太成功，為了書寫方便，把部分漢字進行了筆畫簡化，1946年公佈的《當用漢字表》，收漢字1850個，其中有131個是簡化字，稱為「略字」。但是日文略字跟中國內地在58年開始的漢字簡化和制度化，雖然互有借鑒，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體系，例如中文簡化「澤」成「泽」、「氣」成「气」，日文則略「澤」成「沢」、「氣」成「気」。這些「略字」並非中文的簡體字，是日本人自創的「和製漢字」。

香港的地產發展商，近年喜歡為新落成的物業改些標奇立異的名字，已經到了「名不驚人誓不甘休」的地步。去年推出發售的一個屋苑，改了個法文名字「Le Point」，但仍覺得不夠「潮」， 中文名字更史無前例地用上了「和製漢字」：屋苑名為「都會駅」，新建的第二期，繼續沿用「和製漢字」，名為「城中駅」。

香港人在行文時直接套入「和製漢語」，本來不是新鮮事，「和製漢語」是日本自己用引入的漢字所創造的詞彙，用的仍然是原來的漢字，我們唸起來時，仍可用原字的中文發音，雖然日本人聽不懂，但起碼自己香港人可以溝通。發展商用的「駅」字，是「和製」的「略字」，中文中並無此字，在物業推出發售時，無人肯定應該如何發音，有人唸「澤」，有人唸「尺」，有人唸「亦」，引來混亂和爭議，令人無所適從。最後發展商一錘定音，宣佈了「站」的讀音。他們把日文的「和製漢字」生搬硬套，成功地引起爭議，達到了宣傳效果，但這亦顯示出他們的無知，缺乏文化水平。

「駅」字在日本很常見，只要你乘坐火車，就一定會知道，是「車站」的意思，日文音讀為eki。雖然日本人現在都只會用略字，但在一些古老的牌匾和碑石上，仍可見到正體的漢字，一些希望表現古老、懷舊風格的設計，亦會刻意採用正體的漢字。我在遊覽九州著名的霧島神宮時，那裡的火車站設計成一座神道教神宮的模樣，站名採用了正體的漢字－「霧島神宮驛」，可見「駅」字是日文漢字中的「驛」字的略字。以漢字表義字形的角度看「驛」字，字首「馬」是坐騎，「睪」解作引及，「驛」解作騎馬引及的地方，引申為長途旅行的中站。發展商為了標奇立異，放棄造字有據的正體字，而用中文中沒有的日本漢字，還大模斯樣地搬個錯誤的讀音出來「以正視聽」，實際上是誤導公眾，教壞細路。Le Point正確的法語讀音應為［lə pwɛ̃］，發展商在樓盤電視廣告中不用正確的法語讀音，而唸成帶有明顯香港口音的英語讀音，已經失禮死人，還要繼續死充「上流」，在中文名字上再出一次醜，試問香港人的顏面何存？

既然名已經定了，似乎也只得無奈接受，把「都會駅」讀成「都會站」，就像以「木鞋港督」來稱呼彭定康(Patten)一樣不知所謂，讀成「都會驛」，也好不了多少。在香港登記或註冊中文名字，印象中只可用認可了的中文字，不可自創文字。可能發展商是把屋苑名稱當做外文來登記，那麼按照香港人中英夾雜的習慣，我建議來一個中日夾雜，就唸作「都會eki」、「城中eki」吧，聽來既正確，又時尚。

「驛」是車站，是人在旅途中暫時停留之所，即非長久安身之地。都會駅、城中駅都是住宅，不能安居樂業，似乎是一大諷刺，真正是「改壞名」。不過，也許發展商根本就是希望業主買來短期炒賣、不斷轉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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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也許是受到了各方非議，又或者是覺得已經成功地引起了話題，達到了效果，發展商已經宣佈該發展項目易名為「城中之城」和「環海都會」，一場鬧劇正式落幕。

拿來主義 – 活用與硬搬(上)

香港是個十分國際化的城市，但香港人又不似新加坡人般以全英語溝通，而是流行中英夾雜地說話，也許有人是為了顯示自已的「高級」和時尚，但很多時候是因為懶於尋找合適的中文詞彙，實行「拿來主義」，直接用原本的英語詞彙。語言的主要作用是溝通，既然香港人普遍有一定的英語水平，聽得明白夾在其中的英文辭彙，也不必太拘泥，就當是「港式口語」的特色吧。至於書寫文字，除非是一些專有名詞(例如沒有相應或統一譯名的事物)，自己就不贊同太多的中英夾雜。

香港人近年又崇尚日本文化，但懂日語的畢竟不多，所以不至於中日夾雜地說話。因為日文中有不少漢語詞，可以很方便地「挪用」，中日夾雜的現象，在文字媒體中就比較常見，尤其是在提及有關日本的內容的文字。文字中夾雜日文字詞，其中一種用意，是希望保持原汁原味，本來也無傷大雅，因為一些專有名詞如地名、品牌等等，也未必有正式的中文翻譯；另外一種目的，就是故意標奇立異，來吸引看官們的注意，這也是廣告創作和傳媒常見的手法。由於近年日本電玩、漫畫、影視、音樂的流行，經「哈日族」的推波助瀾，相關的日文詞彙也開始進入中文圈，例如「暴走（失控）」、「達人（專家）」、「人氣」、「攻略」等，部份也開始成為流行用詞。

日文本身就是「拿來主義」的典範，日本古時沒有文字，借用了中國的漢字，這些源自中國古代發音讀出的詞，稱「漢語詞」。漢字雖然仍然是現代日文中常見的文字符號，但經過數百年的變遷，其讀音、字形以至含意，已經與原來借用的中國漢字有了差異。日本人亦不是完全只會生搬硬套，會對引入的漢字靈活使用，創造不了少自己的「和製漢語」詞彙。單憑辨認日文中的漢字，已經不能正確地理解原意。

19世紀明治維新時期，大量歐洲詞彙湧入日本，日本學者在翻譯時，或利用古書既有詞彙發想新義，或以漢字的望文生義特性獨立創造新詞，或給中文古文中的漢字賦予現代的意義，逐漸累積了大量新的漢語詞，下面的例子，都是這個時代創造出來的「和製漢語」詞。

用漢字直接新創的，例子有電話、私立、民主、革命、幹部、警察、自由、藝術、科學、化學、哲學、法律、自然、海拔、遠足、病毒、防疫、注射、進化、統計、否定、肯定、假設、取消、直接、雜誌，及字根類如「~化」 (~ized)、「~性」(the nature of~)、「~主義」 (~ism)等等。另外一些是「半和製漢語」，例如社會(古漢文原指春秋兩季之祭祀土地神的集會)、世界(古漢文原指國土、人間界、環境，廣化地表示全地球)、經濟(出自漢文「經世濟民」，本包含政治、經濟，窄化為經濟)。

中國人意識到需要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，比日本人遲。19世紀中葉不停被列強侵略後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，才開始了「洋務運動」與「西學東漸」。中國學者一方面自行翻譯西方詞語，另一方面借鑒日本已經翻譯成漢語的字詞，很多西方辭彙先經日本翻譯成漢語然後流傳到中國。 由於同是建立在漢語的基礎上，這些和製漢語詞，較容易被中文吸收。另一方面，由於台灣曾被日本統治多年，日常所用的中文，和製漢詞彙數量較多，兩岸三地交流頻繁，這些語詞亦因此而擴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