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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esday, August 28, 2007

拿來主義 – 活用與硬搬(下)


日本人奉行「拿來主義」之餘,其實亦想擺脫漢字,但始終不太成功,為了書寫方便,把部分漢字進行了筆畫簡化,1946年公佈的《當用漢字表》,收漢字1850個,其中有131個是簡化字,稱為「略字」。但是日文略字跟中國內地在58年開始的漢字簡化和制度化,雖然互有借鑒,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體系,例如中文簡化「澤」成「泽」、「氣」成「气」,日文則略「澤」成「沢」、「氣」成「気」。這些「略字」並非中文的簡體字,是日本人自創的「和製漢字」。

香港的地產發展商,近年喜歡為新落成的物業改些標奇立異的名字,已經到了「名不驚人誓不甘休」的地步。去年推出發售的一個屋苑,改了個法文名字「Le Point」,但仍覺得不夠「潮」, 中文名字更史無前例地用上了「和製漢字」:屋苑名為「都會駅」,新建的第二期,繼續沿用「和製漢字」,名為「城中駅」。

香港人在行文時直接套入「和製漢語」,本來不是新鮮事,「和製漢語」是日本自己用引入的漢字所創造的詞彙,用的仍然是原來的漢字,我們唸起來時,仍可用原字的中文發音,雖然日本人聽不懂,但起碼自己香港人可以溝通。發展商用的「駅」字,是「和製」的「略字」,中文中並無此字,在物業推出發售時,無人肯定應該如何發音,有人唸「澤」,有人唸「尺」,有人唸「亦」,引來混亂和爭議,令人無所適從。最後發展商一錘定音,宣佈了「站」的讀音。他們把日文的「和製漢字」生搬硬套,成功地引起爭議,達到了宣傳效果,但這亦顯示出他們的無知,缺乏文化水平。

「駅」字在日本很常見,只要你乘坐火車,就一定會知道,是「車站」的意思,日文音讀為eki。雖然日本人現在都只會用略字,但在一些古老的牌匾和碑石上,仍可見到正體的漢字,一些希望表現古老、懷舊風格的設計,亦會刻意採用正體的漢字。我在遊覽九州著名的霧島神宮時,那裡的火車站設計成一座神道教神宮的模樣,站名採用了正體的漢字-「霧島神宮驛」,可見「駅」字是日文漢字中的「驛」字的略字。以漢字表義字形的角度看「驛」字,字首「馬」是坐騎,「睪」解作引及,「驛」解作騎馬引及的地方,引申為長途旅行的中站。發展商為了標奇立異,放棄造字有據的正體字,而用中文中沒有的日本漢字,還大模斯樣地搬個錯誤的讀音出來「以正視聽」,實際上是誤導公眾,教壞細路。Le Point正確的法語讀音應為[lə pwɛ̃],發展商在樓盤電視廣告中不用正確的法語讀音,而唸成帶有明顯香港口音的英語讀音,已經失禮死人,還要繼續死充「上流」,在中文名字上再出一次醜,試問香港人的顏面何存?

既然名已經定了,似乎也只得無奈接受,把「都會駅」讀成「都會站」,就像以「木鞋港督」來稱呼彭定康(Patten)一樣不知所謂,讀成「都會驛」,也好不了多少。在香港登記或註冊中文名字,印象中只可用認可了的中文字,不可自創文字。可能發展商是把屋苑名稱當做外文來登記,那麼按照香港人中英夾雜的習慣,我建議來一個中日夾雜,就唸作「都會eki」、「城中eki」吧,聽來既正確,又時尚。

「驛」是車站,是人在旅途中暫時停留之所,即非長久安身之地。都會駅、城中駅都是住宅,不能安居樂業,似乎是一大諷刺,真正是「改壞名」。不過,也許發展商根本就是希望業主買來短期炒賣、不斷轉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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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也許是受到了各方非議,又或者是覺得已經成功地引起了話題,達到了效果,發展商已經宣佈該發展項目易名為「城中之城」和「環海都會」,一場鬧劇正式落幕。

拿來主義 – 活用與硬搬(上)

香港是個十分國際化的城市,但香港人又不似新加坡人般以全英語溝通,而是流行中英夾雜地說話,也許有人是為了顯示自已的「高級」和時尚,但很多時候是因為懶於尋找合適的中文詞彙,實行「拿來主義」,直接用原本的英語詞彙。語言的主要作用是溝通,既然香港人普遍有一定的英語水平,聽得明白夾在其中的英文辭彙,也不必太拘泥,就當是「港式口語」的特色吧。至於書寫文字,除非是一些專有名詞(例如沒有相應或統一譯名的事物),自己就不贊同太多的中英夾雜。

香港人近年又崇尚日本文化,但懂日語的畢竟不多,所以不至於中日夾雜地說話。因為日文中有不少漢語詞,可以很方便地「挪用」,中日夾雜的現象,在文字媒體中就比較常見,尤其是在提及有關日本的內容的文字。文字中夾雜日文字詞,其中一種用意,是希望保持原汁原味,本來也無傷大雅,因為一些專有名詞如地名、品牌等等,也未必有正式的中文翻譯;另外一種目的,就是故意標奇立異,來吸引看官們的注意,這也是廣告創作和傳媒常見的手法。由於近年日本電玩、漫畫、影視、音樂的流行,經「哈日族」的推波助瀾,相關的日文詞彙也開始進入中文圈,例如「暴走(失控)」、「達人(專家)」、「人氣」、「攻略」等,部份也開始成為流行用詞。

日文本身就是「拿來主義」的典範,日本古時沒有文字,借用了中國的漢字,這些源自中國古代發音讀出的詞,稱「漢語詞」。漢字雖然仍然是現代日文中常見的文字符號,但經過數百年的變遷,其讀音、字形以至含意,已經與原來借用的中國漢字有了差異。日本人亦不是完全只會生搬硬套,會對引入的漢字靈活使用,創造不了少自己的「和製漢語」詞彙。單憑辨認日文中的漢字,已經不能正確地理解原意。

19世紀明治維新時期,大量歐洲詞彙湧入日本,日本學者在翻譯時,或利用古書既有詞彙發想新義,或以漢字的望文生義特性獨立創造新詞,或給中文古文中的漢字賦予現代的意義,逐漸累積了大量新的漢語詞,下面的例子,都是這個時代創造出來的「和製漢語」詞。

用漢字直接新創的,例子有電話、私立、民主、革命、幹部、警察、自由、藝術、科學、化學、哲學、法律、自然、海拔、遠足、病毒、防疫、注射、進化、統計、否定、肯定、假設、取消、直接、雜誌,及字根類如「~化」 (~ized)、「~性」(the nature of~)、「~主義」 (~ism)等等。另外一些是「半和製漢語」,例如社會(古漢文原指春秋兩季之祭祀土地神的集會)、世界(古漢文原指國土、人間界、環境,廣化地表示全地球)、經濟(出自漢文「經世濟民」,本包含政治、經濟,窄化為經濟)。

中國人意識到需要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,比日本人遲。19世紀中葉不停被列強侵略後,有識之士痛定思痛,才開始了「洋務運動」與「西學東漸」。中國學者一方面自行翻譯西方詞語,另一方面借鑒日本已經翻譯成漢語的字詞,很多西方辭彙先經日本翻譯成漢語然後流傳到中國。 由於同是建立在漢語的基礎上,這些和製漢語詞,較容易被中文吸收。另一方面,由於台灣曾被日本統治多年,日常所用的中文,和製漢詞彙數量較多,兩岸三地交流頻繁,這些語詞亦因此而擴散。